在学习书法中，有些人兢兢业业一辈子也一无所获，或徘徊于唐楷（并非说唐楷不好）之间，或寄居于某家某派，或跌入时风的漩涡之中……讥为“奴书”、拾人牙慧等。

相反，有些人过于自负，没写几天字就想自立门户，走捷径，闭门造车，最终徒有空中楼阁。这些人都因取法不当而徘徊在书法的大门之外。

因此，历史上只有少数人掌握着通向书法殿堂的钥匙，他们既是传统的守望者，又是创造者，并不断“延续”着传统。

陈海良草书作品

确立以“新”为书法取法的理念，是保持学书最终能按着自己的思路、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走向大道的先决条件。

古人讲，“取法乎上”，“新”就是取法至上的前提。“新”就是创新。书法传承是为了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要发展就必须要创造。

翻开中国古代书法史，魏晋时期是个分水岭。之前，是汉字的产生、发展期，书法正伴随着各种书体的演变而成熟，其间留下有名字的书家很少（当然还有其它历史、文化原因）；之后，是书法风格不断演变的历史，产生了众多书家，个个自立风标，美轮美奂，遥相呼应，串联起这一让后人崇拜的书史，他们都因“新”而延续着书法的根本。王羲之“适我无非新”的主张，注定了他创制的“新体”，彪炳千古，从而奠定其书圣的地位。

王羲之小楷《乐毅论》

持这种创新论调的士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普遍的，正如钟嵘《诗品》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取。”所以，无论书法、诗文，在这一时期都是开宗的滥觞期。其后，后继者们就展开了一边师法“王书”，一边与其“叛逆”的历史演绎。

苏轼行书《黄州寒食诗帖》

张融有“只恨羲之无臣法”、苏轼则是“我书臆造本无法”，就是当时被钱穆父等讥为“集古字”、“刻画太甚”的米南宫，“壮岁未能立家”，后也取诸家之长，老而成家，人见其书“不知何以为宗”，他“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的气概完成了蜕变。明清时期的书家更充满着叛逆精神，“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祝枝山岳父李有桢言），强调性灵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调。

米芾行书《清和帖》

可见，在学习二王的书法中，这些巨匠们无不走向了叛逆，以“新”为准绳，“新”正不断推动着书法前进的车轮，“新”也成了古人学书的首要前提。但他们无不标榜二王，承认自己是二王的门徒，这简直如俚语所云：“挂羊头卖狗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