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疆域辽阔，军事强大，东征西讨，培养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民族心理，与之相对应的是容纳万有气概的文化交融，形成了一种开放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势态。

《苦笋帖》

内在社会体制则结束了门阀纷争的局面，以考诗赋为主的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士人阶层作为社会的整合力量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为此，士人的形成和思想方式的标准化也逐步形成。

所以，政治的倡明，造就了激昂的士人精神，科举的确立、对诗歌的崇尚，一方面造就了对法度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抒情达性的要求。在这种文化的关照下，作为书法，既有法度森严的“唐法”，又有激情张扬的“浪漫”挥写。

《小草千字文》

欧阳询的严谨与张旭、怀素的颠狂和李杜的浪漫与写实是何等的对应。这是人们的审美心理在艺术上的反映，也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自然流露，更是大唐盛世的政治与文化的在书法上的集中体现。可见，法与情作为艺术创作中的两极在唐代达到了极致。

情与法是一对矛盾，情表现出对法的解脱，对神的追求，而神的最高境界就是主体情感关照下的真实表达，从而来确立、张扬书家在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为此，“情”的高扬必然产生对“法”的叛逆，也就有了“颠素”“诃佛骂祖”式的放言——“自言婉转无所拘，大笑羲之用《阵图》”。

唐·欧阳询《仲尼梦奠帖》辽宁省博

为此，张旭表现出了：“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俟、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

草书在其手下真正成了可恣情、忘性的表达，破常法，不拘俗礼，书写方式、材料更是破常规，完全是一种“行为式”的激情奔涌，“酒酣不羁”，性笔狂书，“凡是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以至于“回眸而壁无全粉”。

继之而起的是怀素，“少时事佛之余，颇好笔翰，尤好草书，性疏放不拘细行，好饮酒，及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

可见，两位狂草书家之“颠狂”皆得之于“酒”，借“酒”而施于壁、札于屏，张旭有“既醒，自以为神，不可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