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错误认为：隶书成熟于东汉桓灵时期，而正是因为简牍的出现，把成熟隶书的年代提前到了西汉成帝时期。从已经刊发的简牍资料中，文字在简牍上书写的样式从春秋一直延续至魏晋。

莱子侯封田刻石

我们发现：楚系《信阳长台关简书》的书写年代为春秋晚期、战国初期、战国中期，一般都字宽尽简，字势开张，且用笔圆转畅达，与当时的正体大篆有着明显的变异，出现隶味；再从战国秦武王时期的《青川木渎》来看，篆意已经明显减少，呈一派古隶样式，“隶变”痕迹更为明显，这种秦系简牍文字的样式也即秦书“八体”中的“署书”，而大篆意味的秦系简牍至今未曾识见。

可见，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简牍中的这种趋于“隶变”的意趣拉开了文字变异的步伐，改造并解放了文字体系。

《礼器碑》

当然，从秦系简牍的书写较其它六国简牍的书写的状况来看，六国简牍的书写潦草，没有秦系简牍书写的稳定性好，“六国的战乱动荡与秦文化的相对封闭，则是造成东西不同地域之书写性简化存在巨大差异的社会原因。”（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

而且，“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秦国文字形体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字形规整与匀称程度的不断提高上。”（裘锡圭，《文字学概要》）。还有，战国时期简牍中的简率书写也一直干扰到一些特定形制的铭文器具上，它们都是受手写意趣的感染。可以这样说，简牍文字的隶意倾向，适应了底层吏卒们实用书写的需要。

《张猛龙碑》

所以，从春秋晚期始，大篆由秦系文字为基础的“隶变”化倾向已经开始，并有，到战国中期更显明朗，并在秦吞六国的过程中，这种手写的文字呈“八体”中的“隶书”样式，并最终形成西汉《仪礼简》的成熟隶书，这种隶书的简牍样式也沿用到魏晋时期的很多官方文书之中。

《仪礼简》的结构平正，取横势，用笔轻健明快，波磔、挑笔饱满而流畅，极具情趣和艺术气息，而大量成熟的隶书刻石则出现在东汉桓灵时期。

《北魏司马绍墓志》

东汉时，朝廷倡导名节孝道，尚树碑立石，好崇丧厚葬，致使各种形制的碑刻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