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永致力以祖法，当缘于梁武帝以来的复古之风。“妙传家法，为隋、唐学书者宗匠”（冯武《书法正传》）。此处之“妙”，在于借复古之名，推广家法，抑或借高僧之名，以笔法之正统续传家法；或者借时俗的文学样式传法于后人。作为高僧、书僧，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广，书法也是为了佛法，佛法的弘扬也妙传了法书。

一， 借助佛门弘扬祖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与玄学深受贵族、名士钟爱。东晋末，高僧慧安等设般若译经场并讲学，佛学渐盛。南北朝时，帝王将相信奉佛事，如宋文帝亲率群臣临听讲学，并设戒坛于南林寺，授僧尼戒律，相反，高僧慧琳等也直接参政议政，似有“政教合一”的现象。梁武帝更是信佛尤笃，迎达摩于广州，迎真谛于南海，时受戒者凡四万八千之众，民众出家僧尼占户口的一半，仅金陵一地，佛寺就有五百余所。陈武帝也幸大庄严寺舍身，群臣奏请才回宫。由此，佛教的建立和兴盛在东晋，经南北朝的推波助澜，始成中国之佛教。

佛教兴盛的重要原因是在谈玄的风气下，一代代高僧的讲学成风，并与统治阶层合流、互渗，并不断引领的结果，对中国政治、经济、文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建筑、绘画、诗歌、书法等影响尤甚。如译经之兴盛导致声韵学的发展，创造了“永明四声”，对南北朝以及后来诗词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书法也是如此，高僧译经、僧徒抄经自然离不开汉字的书写，而规范的书写更是教义传播的首要。同时，书写的规范性、准确性等客观要求使得书法之“法”的弘扬成了时代的需要，而今天大量流传下来的经卷，从今天书法创作的角度来看都是法度森严，笔迹流美的典范。

高僧智永应用祖法典范于众生，自然就要以楷法为上，不仅体现流美之书风，更要显示精准之法度，其间配以标准之草书，可见用心良苦。不仅如此，智永还是一代高僧，年寿又高，又为世族王家之后，借佛法而兴祖法成了自然。所以，当时的《真草千字文》已具备了教化之功能。书法为了佛法，佛法也传承了书法（如下图，分别是南北朝，隋朝、唐朝、唐朝的经卷）。

二， 去时弊而传祖法。

高僧智永为王羲之七世孙，弘扬祖法当义不容辞。法的高扬主要源于时风的过于妍媚、形迹的乖张。梁庾元威《论书》云：“余见学阮研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学挛拳委尽。学薄绍之书者，不得其批研渊微，徒自经营险急。晚途别法，贪者爱异，浓头纤尾，断腰顿足。” 萧衍《草书状》也讲：“白体千形，巧媚争呈”，时代以“巧”、“媚”为美。颜之推也云：“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草，‘能’傍作长之类是也。

陈海良《以二王法拟古》

朝野翕然，以为揩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唯有姚元标工于楷隶，留心小学，后生师之者众。洎于齐束，秘书缮写，贤于往日多矣。江南闾里间有画书赋，此乃陶隐居弟子杜道士所为，其人未甚识字，轻为规则，托名贵师，世俗传言，后生颇为所误也。”（《颜氏家训·杂艺篇》）他意欲革除陋习，力求平易，提倡法书的规范，反对诡异，崇尚典正，不满新奇之风。《颜氏家训》中还讲，“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如此讽谏时弊恐成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共鸣。

智永书法应该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不断成形。智永作为陈、隋间高僧，又有世族背景，自然身边围绕着一群文士，他们已不满足曾一度盛行的玄学化的佛教，开始更为深刻的对佛典翻译、佛学撰著等探寻起来，他们都十分注重修道生活。于是，拜佛、译经、敬僧、持戒、持斋，渐成一种上层人士的文化风气，也开启了唐宋时期官僚文人们热衷习禅之风。

陈海良 《唐人诗二首》32x30 2019

对于智永而言，书法不仅是其门第的象征，也是禅悦之余的练心与修身。“绍”家世之业——右军之法，当是不朽之功德。初唐李嗣真《书后品》：“师远祖逸少，历记专精，摄齐升堂，真、草唯命，夷途良辔，大海安波。微尚有道（张芝）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体，于草最优，起调下于欧（阳训）、虞（世南），精熟过于羊（欣）、薄（紹之）。”智永“法”的高度成于精熟，源于祖法。

羊欣，王献之外孙，书法得其亲授，他主要的书法美学思想就是精熟论调，评张芝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同样王僧虔的“工夫”说也在阐明充满才情的天然之姿只有在工夫的保证下才可得书法妍丽之美。王羲之正是博精群法的代表，尤善草隶。

精熟是书写的基础，是驾驭笔墨的能力，而媚趣是精神的反映，也是审美的诉求。《书断》载：“积年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而智永“退笔冢”之传说正印证了精熟的理念。因此，智永以过人之功夫，虽致格调稍低，然借“王家”书风之正脉，力矫六朝之“侧媚”。

《真草千字文》散于南朝诸寺，一方面是智永借助僧众传播家学，另一方面也说明尚法之意已在社会上悄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