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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良课堂|第一讲 世变与钟繇书风(上)

来源:陈海良书法艺术 时间:2021-04-08


当代实力书家讲坛

《历代经典书风十讲》


陈海良 著

经典重现 领略书法艺术魅力

书风详解 剖析历代名家名帖


目 录

世变与钟繇书风

爱也羲之,恨也羲之

俗化的风度,传承的法规

草圣何需因酒发

从士林楷模到法书巅峰

美在咸酸外,趣发拗涩中

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

文妖?书妖?

仗剑八法破笔阵,似巅似狂自作真

孤臣与狂书


第一讲 世变与钟繇书风


在中国书法史上,可与“二王”书法并称的恐怕只有钟繇了。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常社(今河南长葛市东)人,东汉桓帝元嘉元年生于寒门名士之家。汉末,举孝廉,累迁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三国志·钟繇传》载,“天子得出长安,繇有力焉”,这里讲述了在汉室存亡之秋,他有与曹操合力保汉献帝之功。由此,他与曹氏父子交往甚密。《钟繇传》又载:“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这是官渡之战时,曹操给钟繇的信。故汉魏易主,钟繇以开国元勋而重用,为大理,迁相国。文帝时,赐釜铭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干心膂······”改迁廷尉,封嵩高乡侯,再进太尉,转平阳乡侯。文帝云:“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他与司徒华歆,司空王朗为三公)。明帝时又拔擢为定陵侯,迁太傅,人称“钟太傅”。可以说,他一直在为曹魏政权的建立与稳固奔走献策。在汉末至曹魏的动荡年间,“繇为人机捷”(《魏略》),能以自保,且宦海通达,足见其审时度势及洞察社会之能力,在保守与激进的思想斗争中充满睿智。

陈海良《苏轼诗四首》33x114cm

社会变乱,士人命运朝不保夕,有的人面对乱世只得疏离朝廷,或纵欲走向享乐人生,或高洁自恃走向山林。钟繇算是有着平治天下壮志之辈。世变之时,统治者禁锢也相对松懈,士人们的生活态度、政治阵营的取舍,相对思想上开放。这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一定自由的空间。宗白华《美学散步》讲:“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时期的艺术表现往往在崇尚自然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自由多变和缠绵悱恻。钟繇书法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其面目多样,意趣自然天成。


政治的动荡也加剧了思想领域的变革,更助推了文艺创作的人性化趋势。汉时儒家独尊,到魏晋时,渐成各派思想并成的格局,出现了继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繁荣期。思想的解放,正统观念渐趋淡化甚至崩溃,致使文艺的创作和发展也迎来了一个全盛期。从以“成教化,助人伦”的儒家说教为旨归的精神追求,转向了重性情的“适我”“为我”的个性化追求。钟元常的“新体”就是这种思想解放在书法上的具体表现。因此,这一时期的书法表现为,风行四百年的隶书逐渐衰落,继之而起的正书、今草、行书等书体应实用之需,走向了成熟和发展期。对于这几种书体的出现,虽有着书法本身发展规律在起作用,但这更是社会变迁、思想解放的结果,是人们自适的心理需要,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审美的新诉求。在这一书体的演变史上,钟繇尤以其显赫的地位,成为这一变革时期至关重要的人物。

陈海良《李太白诗》40x52cm

曹魏时期,曹氏父子雅好文艺,文人墨客,云集魏京。曹操为诗坛首领,也善书艺。庾肩吾《书品》誉其书为“笔墨雄赡”,张怀瓘《书断》也赞曰“雄逸绝伦”。“以曹氏父子为核心,以建安七子为基础,构成了当时的审美主流。”(张发《中国美学史》)曹操有着“修己以安天下”的帝王抱负,也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士人心怀。每每士林相聚,辄论书艺,开后世文人雅集之风。文人唱和,利于诗书画等文艺的发展。《书法正传》载:钟繇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讨论用笔之法,见韦诞藏蔡邕笔法,苦求借阅,不与,繇气郁而吐血,曹操用五灵丹救活了他。至诞死,繇令人发其墓而得蔡邕之法。至此,悟得“多力丰筋”之妙。尽管这仅是一段不足信的记载,但体现了文人聚会的雅好,也展露出了钟元常行为的个性化一面,并未止乎儒家的礼仪,而是率性而为,以求笔法。可见,书法在贵族、士林间占有重要的地位,“父子争胜,兄弟竞爽”(《书林藻鉴》)成为时尚。钟繇书法师从曹喜、邯郸淳、蔡邕、刘德昇等诸家,在这特殊时期,他占据了在当时书法传承中的核心位置。


世变的巨流也推进着手工业等方面的技术革命,这对文艺的发展同样不可忽视。东汉时,朝廷倡导名节孝道,尚树碑立石,好崇丧厚葬,致使各种形制的碑刻应有尽有。而曹魏时期,曹操勒令禁碑,并一直延续至魏晋。一时,因“缣贵而简重”及书碑过于奢靡,书纸成为风尚。造纸工艺的进步提高了纸的质量。虞世南《北堂书钞》记载了陆云致陆机的书,云:“前集兄文二十卷,书工,纸不精,恨之。”这种南方产的纸不精,而汉末、曹魏间,“佐伯纸”“妍妙辉光”成为时尚,“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太平御览》)。另一方面,由于对简牍表面书写要求的延续和再现,在对纸张书写的表面也作同样的要求,经过“施胶”“打磨”“砑光”等工艺已使得纸张的表面与简牍别无二致。尤其是“染潢纸”,多用于官方文书、儒家经典和佛经等较为庄重的场合。因此,魏晋时期书写材料的转换与质量的提高,也推动了书写技术上的革命。钟繇的章程书皆为纸上书。在这一书写介质转换的关键时期,钟繇是较早的实践者。

陈海良《古人作书》22x58cm 2019

据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载:“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也;二日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

铭石之书为书碑之体,为有楷意倾向的规整化隶书,也即八分书,似《熹平石经》《上尊号奏》《受禅表》之类。《上尊号奏》《受禅表》也有人认为是元常之作,然无确证。其实,至六朝时,钟繇此体已不传于世。

陈海良《曹孟德诗二首》

行押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体字之间的流畅书体,专用于私人间的尺牍书疏,即书信往来之间,王僧虔云:“行押书,行书是也。”(《又论书》)行书一词也沿用至今。钟繇此体也已不传。

章程书,章程二字为“正”字的合音,故称正书、真书。尽管此书为俗体,但繇显赫于朝廷,““以奇笔唱士林',使天下皆知有新体,或者说,是为俗体立法,完成了俗体的雅化,似乎更偏重书写的表现性”。(刘涛《中国书法史》)又因该书体表现庄重、工整的一面,钟繇已经用此体来书写奏章,如《贺捷表》《荐季直表》《宣示表》等。看来俗体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可“传秘书”“教小学”。

陈海良《毛泽东词》

由于钟繇的特殊地位,书因人贵,在曹魏时期,其书法十分流行。在行书上,与其齐名者有胡昭,他俩都是刘德昇的学生。《晋书》卷三十九《荀勖传》载:“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荀勖为钟外甥女之子,在武帝泰始年间“领秘书监”,时教钟、胡之法。但两人名声的后世影响则大相径庭,钟显于朝廷,胡则隐于乡野。所以,后人王廙、王导、卫夫人、王羲之等皆宗法元常。

当然,钟繇书法新的审美追求才是人们竞相师法的主要缘由。元代《衍极并注》载:“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钟繇书法的动机为流美而非实用。其书法内容从严肃的以载业纪功为主的彰德之文,墓志、表告之文中破出,扩展为信札、抒怀之文。“文学史上所谓的“汉魏风骨',即表现为情调慷慨、语言刚强、文风浑朴古拙。到了西晋,即转而向追求形式美的方向发展,在用事、炼句、对偶、音节诸方面追求新巧、美观,不复有建安诗那样的文质并茂。”(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因此,钟繇书风的审美意趣正从古朴的风骨中慢慢转向流美的探求。结果,在士林间与之齐名的另一大书家卫觊,在高标古风中,讲究文字本源的倾向,强调书法与文字的关系,却衰落了;钟繇之体则成为蓬勃而兴的主流,成了书法向下传承的正脉。所以,张怀璀《书断》评:“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他处于书体演变的重要关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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