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的书法行草居多，纯草书较少，真正的大草少得可怜，远没有达到颠狂、“神逸”之境，内心的痛苦只能是苟且偷安中消解。

陈海良：傅山书法“真率”洋溢，一扫“奴俗”，自得天机

因此，他的书法初看“狂逸”，实质理性之极。所以，其书可学、好学，以至于今天取法者众多。不过，笑傲山林、桀骜不驯的傅山在这样的乱世中却表现为极度的抗争。明亡后，拒不出仕，保持着傲视独立的个性形象，其“四宁四毋”与其说是标新突兀的艺术思想，还不如说是对世道的抗争。

其书风比王铎更为放胆，无法为法，生气郁勃、雄奇洒脱，是继徐渭以来的“真”性情者，即便是一些“不好”的书作，甚至“极差”的作品也表现出一种坦荡与自然，一无“矫饰”与造作。

陈海良：傅山书法“真率”洋溢，一扫“奴俗”，自得天机

尽管他们都是浪漫的书风，却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境界、人生境界。所以，傅山的草书充满感性，“真率”洋溢，一扫“奴俗”，线条的奔涌、翻滚，萧然物外，自得天机。

至此，历代的狂草书家也不外上述几人，其他不足为论，但真正颠狂者更少。张旭怀素因酒而“狂”，山谷假禅而“佯狂”，祝枝山率真而“学狂”，王铎想狂、能狂而“不敢狂”，傅山的狂是知性中的真率，带着“刚强”、带着“怒气”，更确切地说是“叛逆”的结果，只有徐渭是“真狂”，在他看来“世间无物非草书”。

陈海良：傅山书法“真率”洋溢，一扫“奴俗”，自得天机

所以，草书从小草到大草的飞跃，它是由社会、个人等诸多因素促成并最终由个人承载纵情而成，它是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特定个人相互激发的产物，并非所有的人皆能“颠狂”，但这种艺术的境界在中国书法中是至上的。

如果说，小草象江南的小桥流水，如山涧的小溪，如“泉水叮咚”，似一首“小夜曲”，那么，大草则如长江、黄河般浩浩荡荡，如黄河“壶口”的奔涌，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似神龙见首不见尾，似魔幻，似“巫”，也更是神。

陈海良：傅山书法“真率”洋溢，一扫“奴俗”，自得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