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颠素”还要坚持草书书体的简约形式的话，则徐渭已经丢弃了所有的束缚。

徐渭《草书岑参诗轴》纸本，353cm×104cm 西泠印社藏。

因此，他的书风上接祝允明，下开晚明浪漫书风之“狂潮”。他的颠狂是个人遭遇和社会思潮相互压迫下的产物，身性达到了真正发疯的地步，他的草书与其说是挥写，还不如说是内心的独白，是癫狂后的艺术再现。

虽然徐渭的狂草与其癫狂的病态是否有一定的必然联系我们尚不能做出结论，但是，这种癫狂以后的心忘手，手忘笔，笔忘字，不期作书而自然有之的“忘怀”之境是徐渭有别于祝允明的，祝氏草书中的狂放还处于对旧传统的破坏之中，而徐渭的颠狂不仅发展了祝允明的浪漫之意，还有别于“颠素”之狂，他开辟了新的狂草之风。

杂花图，纵30厘米，横1053.5厘米，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明清交替、社会动荡，成就了狂草的迸涌之势。继徐渭以后的是王铎、傅山等。傅山书风曾受王铎影响，而王铎草书创造出了有别于古人的新的意境——画境，通过结构奇崛的造型、魔幻的线条组合、诡异的墨法彰显了其独特的审美追求。

王铎的心灵是一个充满矛盾、精神极为压抑的世界，尽管处在一个崇尚真性、社会动荡的复杂社会中，但他既是晚明首辅的东阁大学士，又降清再仕，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在其思想中纠缠、碰撞。所以，其书中的“极力造作”随处可见。

王铎 《行书飞人五言诗一首》立轴 綾 本 崇禎十四年（1641)。辽宁省博物馆藏。

然个性的张扬和精神的解放在这位长时间为官僚并还作为“贰臣”的身上，他的放达是不可能彻底的。魔幻般的外象，也不能摆脱其做作、谨慎的状态，在傅山看来也只能是“无意合拍”。所以，王铎的书法行草居多，纯草书较少，真正的大草少得可怜，远没有达到颠狂、“神逸”之境，内心的痛苦只能是苟且偷安中消解。

祝允明《前出师表》

因此，他的书法初看“狂逸”，实质理性之极。所以，其书可学、好学，以至于今天取法者众多。不过，笑傲山林、桀骜不驯的傅山在这样的乱世中却表现为极度的抗争。明亡后，拒不出仕，保持着傲视独立的个性形象，其“四宁四毋”与其说是标新突兀的艺术思想，还不如说是对世道的抗争。其书风比王铎更为放胆，无法为法，生气郁勃、雄奇洒脱，是继徐渭以来的“真”性情者，即便是一些“不好”的书作，甚至“极差”的作品也表现出一种坦荡与自然，一无“矫饰”与造作。

尽管他们都是浪漫的书风，却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境界、人生境界。

傅山《草书千字文》。山西省博物馆藏

所以，傅山的草书充满感性，“真率”洋溢，一扫“奴俗”，线条的奔涌、翻滚，萧然物外，自得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