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书写心理的转变，今天通过对笔墨、图像等进行美术化的形式分析，精准捕捉范本的图像语言，以此支撑并丰富创作元素的重构，精致化、技术化、标准化的倾向便逐渐成为当今书写的主流，即便一些传统派也会不自觉地沾染上这些西化的影子。西方艺术与科学有着很强的亲近感，中国书法则趋向于形而上的文化品性，即便是书写技能也是难能得到量化的东西。

古人讲体悟、温补、温养，这种书写性的强调与反人性的技术主导在作品气息和内容自有霄壤之别。历来书法与人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于揭示生命的个体存在，是人的本质、书法的本质、美的本质融合在一起，技术只有从内心出发，与生活同步，从而发现美，这样的技术才是心智、情感的外化，也才能资助艺术书写更具内省性特征而神秘、玄化，从而与中国艺术精神相暗合。

从视觉审美到创作心理，再到学习途径的转变，是技术主导的形式化创作形成的主因。由于种种原因，起初的书写技术的退化，导致对古典书写方式、技能的追慕，反映出今人对技术追求是不遗余力的，显然还没有心思把书写的核心与个体生命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宏大的传统，无论技能、形式，还是更高的书境表达，在实用书写抽离的今天，今人显得捉襟见肘。于是从一些外来的文化因子中受到启示，借助展厅的现代形式，改装或创变，所谓“形式即内容”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书写的现状，反而导致今人过度关注形式的外在，疏忽了书写内在精神的体悟。所以，今人作书，要么抄袭，要么有体无格，难有清雅之境，难见追求玄境意义上的笔墨情感，仅有视觉意义上的笔墨交错。今人过度重于实相，而虚妙之境渐失，滑向匠气边缘。

可以说，古人是脱实向虚，以实化虚，营造虚淡之象，恍惚之意；今人抽掉了文化核心，脱虚向实，是对传统文化理解的误读。而且，今人分析古人的方式也是从造型开始的，似乎书法就是造型艺术了。胡抗美讲：“王羲之新体的最大意义就是造型，他创造了有别于篆书、隶书、章草、楷书、行书。王羲之对书法造型进行了惊人革新，对点画进行了新的组合，从而把自己的想象力通过形式，表现在笔法的变化和点画的赋形上。” 甚至于沃兴华把“形式构成是检验一个书法家是否具有现代感的重要标准”看作自己书写的信条。可以看到，沃、胡的创作倾向是：当代书法必须从传统中“突围”，突破口就在形式构成。于是，今天书写中的形式构成，就从视觉出发，由创作心理到操作层面，使得书法的笔墨内质从不解到逐步丢失。因此，自娱也兼娱人之意的传统书写——我书我心，各主风流，但在过多考虑心性以外元素的形式化建构中，丢失了笔墨内质，在趋同性的形式化追逐中，也丢失了个性。

缺失笔墨内质和个性的书写，空有现代元素，书写本身的文化性就要受到质疑。由笔墨内质引发的从个体内心而动的文采焕发渐渐成了绝响（暂且不谈自作诗文的书稿，就是以古诗文创作也是平时一贯书写状态或内省的转达）。因此，文采焕发有两方面的意思，即，《兰亭序》般的文采风流而笔墨俱佳；另外指“腹有诗书气自华”。今天的现状是，今人的阅读时间不多，大量时间是进行形式等技术化实践，由于对文字的神性越来越缺少敬畏，对文字随性结构，仅通过短时间的磨合，以适应视觉刺激和展厅需要，或追求一种陌生感。

中国书法的核心要素是汉字，而汉字点画是线性的，线构的，线内藏乾坤，而非空洞，隐藏着儒者的精进，道家的玄远，佛家的空灵，或安静、或迅疾、或粗细等，如万岁枯藤，如千里阵云。它是节奏的，韵律的，是虚无的，却是可看的，具有独立的审美品性。今人利用西学之理，渗入东方之神性，趣味自寡。古人之线，一即我，我即一，分阴阳，有美丑，有亲疏，同命运，藏哲理。永字八法的规定就是对各种线形的深刻解读。线随心易，迹显而意达。顾实《中国文字学》谓：“夫，书、画，‘玄’术也。”只有与心性有关的技术才有实用的价值，才有建构自我心境的理由。书法是一门精微至极的艺术形式，精微是它的主要特征（这也是与一般民间书手的区别）。古代经典作品就是在一般意义上的书写中脱颖而出的佳作，今天创作中含有其他意义的成分太多，导致创作思想的不纯粹、不干净，从而与古人形成距离感。因此，在缺少人文涵养的书写中，空有的形式等技术处理，其文化立场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当今书法创作中的形式至上，在西方现代形式主义的诱导下进行的“形式”建构，初看似乎在视觉上突破了传统固有的形式意味，但模糊了中国书法原有的审美内核和基本规范。中国书法的审美几乎是在传统古典的审美惯性下进行的审读，而西方的形式主义则是在反传统、反古典主义的背景下才成立。因此，审美的异趣，背景的不同，中国书法从学理上来遵守什么现代主义是难能达到现代转型的。除了在形式上有所摆脱外，书写的内在趣味和作者的精神意趣是很难从“主义”中来获得的。如果牺牲了书写的精神内核，再解除内心的细致刻画，并在反传统的形式构成中来创作，书法只会走向另一种艺术的边缘。

因为，中国书法的图像解读，不仅在于图像所反映的视觉感受中，还有，每一个点画内部，由作者随性流出的笔墨意趣，这是通往作者性灵深处的原始内核，充满神性与灵光。西方现代主义背景下的“线”并没有赋予如此丰富的内容，也不须这样复杂，它是通过点、线、面的重构，或错落，或通过透视、解剖等手段，交错而成一个意趣的图像。这与书法最初的意象在阴阳观的统摄下，寄托在一个简单的点画之上，并不断叠加成丰富图像，是有本质区别的。也就是说，中国书法的最基本的结构单位点画（或叫‘线’），是形而上的造像理念，备韵律，富阴阳，具有浓缩了“天地人”的道的高度，它不仅仅是视觉的，而现代主义建构下的“线”是形而下的视觉构造。

古人也注重形式，如应制碑额、书碑、简牍等，但更多是记录事件，即书札往来，即兴文稿等。到后来，公共空间出现，形成如对联、扇面、中堂、立轴等形式，这些形制的出现，作者已经不再记录文字，而有了应制和表现的成分。但这些是自然式书写为背景下的自然延续，仍有自我性灵的内省与机趣，笔墨内涵机理，气韵生动。今人书写虽难回从前，但形式化的探索不可以牺牲书写最为本质的笔墨为代价，因为中国书法之所以成为艺术的要素不仅是以汉字为基础，更是在此基础上的笔墨内质为核心与外在形式的表里融通，这是中国书法的语言系统。